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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才算學者型編輯?在中華書局工作三十余年的他告訴我們答案
作者:admin 瀏覽數:正在讀取 更新時間:2018-02-05

張   北

        業精于勤,而貴以專。治學如此,做出版同樣如此。

        20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100周年之際,徐俊出版了《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首次完成全部地對敦煌遺書中存世詩歌進行整理,這部作品代表了當時敦煌詩歌研究的前沿水平,至今仍是這一領域的代表著作。時隔十余載,已是中華書局總經理的徐俊再推力作《鳴沙習學集:敦煌吐魯番文學文獻叢考》,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陳尚君評價此書,“引證之豐沛,考辨之綿密,分析之仔細,發明之新警”。而在中國出版集團副總裁潘凱雄的眼中,徐俊是一位專業的學者,更是一個優秀的職業出版人,“一個專業的學者未必能夠成為一個優秀的職業出版人,但一個優秀的出版人則不能不專業”。

        繼入選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和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之后,徐俊新近榮膺第四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

在編輯學者化的環境中成長

        1983年,徐俊如愿以償,被分配到中華書局工作,并與文論專家、資深編輯周振甫成為同事。“1980年代的中華,充溢著一種求知向學的風氣。”徐俊記得,周先生每次有新著出版,必簽名送給編輯室每一位同事。“周先生是學者型編輯的代表,那時候,中華的老輩編輯如楊伯峻、王文錦、趙守儼,都有專精絕學。中年一代如程毅中、傅璇琮先生,他們的著述,在學術界都有很大的影響。”當時徐俊所在的文學編輯室每個人都有專業分工,得益于前輩的指引和同事的砥礪,為他人做嫁衣的同時,也在自己的專業范圍內不斷積累。

        1986年前后,因為承擔責編陳尚君《全唐詩補編》的機緣,徐俊開始接觸敦煌文學文獻,并嘗試對敦煌詩歌寫本進行系統普查。當時中華書局還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36號辦公,這里離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圖書館不遠,而書局自己的圖書館館藏也十分豐富。徐俊接到書稿的第一件事就是“泡”圖書館,查閱當時學術界已經發表的《全唐詩》訂補之作,確定編輯工作重點。其間系統翻閱了140冊的《敦煌寶藏》影印本。到1991年,徐俊基本完成敦煌詩歌寫本的查考和校錄。經過一再修改補充,2000年6月《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正式出版。

        無論是治學還是編書,“小扣則大鳴”的周振甫等老一輩編輯的言傳身教,給徐俊的影響至深。雖然曾有機會留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做一個純粹的學者,但徐俊2003年奉調回到書局,選擇在編輯出版這個平臺上盡責履職,“對于我們這些多年從事出版的人來說,雖然學問心還在,但做出版是更合適的選擇,能夠更大地實現自身價值和社會價值”。

        徐俊告訴記者,過去書局提倡編輯學者化,現在我們提倡編輯專業化,專業化是中華書局的傳統。“編輯要對自己所在的出版板塊、所負責的學科,長期跟蹤,深度介入,有對學術的基本判斷能力,才能真正服務學術、服務作者。”在中華書局,編輯人員參與古籍整理出版,獨立完成古籍整理項目,從事相關的學術研究工作,并非個案,而是書局延續至今的傳統。“古籍整理是經驗性和實踐性很強的工作,做過和沒做過完全不一樣。我們這輩人處在過渡期,在歷年的工作實踐和積累中,延續了老一輩的傳統。而年輕一輩尤其是近幾年入職書局的碩士和博士生,他們的專業背景和提升機會,都比我們這代甚至前一代人更好。書局近年來一些重點古籍整理和學術著作的出版,得益于年輕一代的努力,也助推了年輕一代的成長。”

“二十四史”點校本修訂

        中華書局版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海內外學術界公認的權威版本。然而受當時客觀條件所限,加之整理出版歷時綿長,參與點校者變動,點校標準和體例未能統一,整理深度各有參差,各史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缺憾。為適應新時代學術發展和讀者使用的需求,這部大書亟須全面修訂。

        2007年,“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本修訂工程正式啟動。由于各史點校本情況復雜,作為工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徐俊,必須做到心中有數,從修訂總則起草和承擔單位遴選,到各史修訂方案制訂,包括底本選擇、修訂體例、樣稿審讀,以及出版后的宣傳營銷,徐俊全程參與了工程的組織和出版工作。“以程序保證質量。”編輯組對每一條?庇、每一處改動都要認真復核。對于有爭議的問題,編輯組與修訂組要集中討論,徐俊幾乎從頭到尾參加每一次討論會,共同商定問題處置辦法,重要環節絕不假手于人。每一史的修訂稿,書局都要請十幾位專家外審,徐俊對每一位專家的意見都會認真閱讀核查,按照修訂體例予以鑒別吸收。

        幾乎每一史修訂本問世,徐俊都會做深度訪談,在發掘和肯定老一代整理者貢獻的同時,也對新一代修訂者的貢獻予以充分表彰。近幾年來,中華書局局史是他關注最多的一個方面,圍繞局史上重要的書和人,寫下了十幾萬字的文章。在他看來,研究敦煌詩歌和書局局史都因工作而起,因工作需要,摸索學習,形成了自己的一點學術成果。“作為書局的編輯,不一定也不可能都去當學者,但個人的學問心不能丟,對學術標準的追求不能丟。”

        目前,“二十四史”修訂本的《史記》《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魏書》《南齊書》已經先后出版,修訂本《宋書》《隋書》《金史》等即將面世。值得欣慰的是,古籍整理逐漸受到全社會更多的關注和肯定,繼摘得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一等獎后,《史記》修訂本又獲得了第四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提名獎和首屆宋云彬古籍整理獎•圖書獎。除了“二十四史”點校本修訂工程,這幾年徐俊主抓的《天一閣藏明鈔本天圣令校證》《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敦煌經部文獻合集》、《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等重點圖書,也先后榮獲中國出版政府獎等多個重要獎項。

不專業無產業

        潘凱雄在為《鳴沙習學集》寫的書評中提出,不專業無產業。他認為,優秀出版人之專業至少應該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對自己所在出版領域的學術專業,二是對出版本身的職業專業。

        徐俊表示,學術專業和職業專業二者兼長是個人和團隊都不應該放棄的追求,但在不同的產業環境和發展時段中,其標準是不一樣的。“出版是內容產業,好的出版人應該是出版領域的行家里手,對內容要有判斷力和把控力。”中華書局始終堅持守正出新,“計劃經濟時代,古籍整理出版的標準主要是學術標準,以國家古籍整理規劃為指針,逐年積累,F在產業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專業出版所面臨的學術研究和讀者需求都發生了變化,如何在新的上下游環境下優化和調適我們自身的工作,實現兩個專業結合,是我們必須面對的”。

        徐俊說,中華書局作為傳統文化出版重鎮,其最大的特征和優勢就是專業性,集中體現在重大項目帶動和“基本書”理念兩個方面。“發揮重大項目的帶隊作用,在古籍整理學術出版行業保持領先地位。所謂領先,不是簡單地比重點項目和獲獎數量,而是要圍繞國家戰略,服務學術,引領讀者,聚集資源,保證核心品牌發展,并帶動骨干人才成長和專業隊伍培養,推動古籍整理學科和傳統文化產業的建設和成長。”

        中華書局近年來在傳統文化大眾出版方面的成功探索有目共睹,徐俊告訴記者,“除了重大項目,我們還堅持出版基本書和‘小書’”。一些“小書”可能永遠無緣獲獎,甚至申請不到古籍出版補貼,也很難快速得到市場回報,但從長遠來看有益于書局出版體系的建設,是學科建設所需,即使銷量少也要做。“傳統文化大眾出版同樣強調基本書理念和體系建設。所謂的大眾書實際都是小眾書,大眾書是個泛概念,其實是精準的小眾。”中華書局一直強調要以專業的精神和標準來做大眾出版,這也是其傳統文化大眾圖書能夠占領市場的根本原因。“體系建設、內容原創、形式創新、質量保障,這四個問題解決了,我們的傳統文化大眾出版才能走得更遠。”這幾年,書局重印書的品種數和銷售量占比都很大,得益于產品的有效積累,是專業化保證了細分市場的位置。此外,中華經典古籍庫等數字出版產品,同樣體現出書局的專業水準。

        基于多年來的實踐和積淀,專業化的傳統早已融入中華書局人的血脈中,書局的品牌影響力得以不斷提升。對于書局未來的發展,徐俊指出,有幾個大方向一定要堅持。一是堅持傳統文化的出版方向和“同心多元”的產品戰略;二是堅持古籍整理的基本理念,繼續做好原創和深度整理,同時鼓勵適應新形勢的后出轉精和更新迭代工作;三是堅持大力推動傳統文化大眾出版,既是為了生存,也是為了滿足時代需求。“盡出版的社會責任,并在這個過程中發展企業自身。”

(來源:出版人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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